2008年9月15日，以拥有158年历史的老牌投行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为标志，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宣告爆发。世界金融体系遭受巨大冲击，多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站在危机爆发1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如何看待危机爆发的原因和给予人们的经验和教训?如何避免危机重演?9月16日晚，《央视财经评论》邀请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室副主任曾刚以及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做客演播室，深入解析。
1、全球金融危机 为什么会爆发?
曾刚：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债务危机
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室副主任 曾刚：次贷危机根源来自债务的过度积累，当时金融机构以非常低的门槛给买不起房子的人发放贷款，而且发放次贷之后，又通过包装把它卖给全世界的投资人，所以当借款人出现违约风险，就会波及到所有人，就使国内风险变成了全球金融危机。如果再往前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是日元和美元利率非常低，东南亚大量金融机构在国际上借美元或者日元，这就导致如果你的汇率下跌，本币贬值，那么债务就会一下上升，这场危机表现为金融部门币种上的错配，但是背后的实质还是过度借贷。
胡颖廉：高杠杆是金融危机的直接推手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胡颖廉：2007年8月到2008年年初，我在美国访学看到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在乐投体育 国际米兰-乐投体育国际米兰官方合作-letou-online.com堂上讨论美国房产贷款，尤其是次级贷款可能的泡沫和潜在的危机，但是并不受外界关注，监管层也没有什么动作;再一个我所在的大学商学院最受欢迎的一个专业叫金融工程，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债务，通过各种计算模型打包成大家看不大清楚里面隐含风险的资产包裹，再高价卖出。所以今天来看，监管层的自我甚至是自负，导致金融危机放大和蔓延，这一点也非常值得反思。
2、全球金融危机 经验和教训有哪些?
曾刚：量化宽松的应对措施治标不治本
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室副主任 曾刚：从短期效果来讲，如果以避免大萧条、极端经济紧缩的结果来看，当时的量化宽松还是起到了比较明显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看，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QE解决不了过度负债的问题，反而让债务可能更多了。美国全社会包括居民杠杆都比国际线更高，用更多的钱或者更高的债务来推高基本市场和经济繁荣，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现在看就会有新的隐忧。
胡颖廉：监管政策碎片性 风险危机放大化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胡颖廉：危机爆发以后，其实一直存在各种争论，比如救还是不救?再比如先救华尔街还是救普罗大众?这种现象，在学术界叫做监管的碎片化或者治理的碎片化。再比如欧盟跟美国就很不一样，2008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欧盟都持比较保守的财政政策，但又带来了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争论，和不确定的政策，就导致了治理的碎片化，使得风险和危机被不断放大。
3、如何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
曾刚：加强监管和体制改革是应对的根本
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室副主任 曾刚：一是监管要逐渐优化和调整，再一个还有不少体制性问题需要改革。为什么美元升值会加剧全球危机?因为国际货币体系跟国际治理体系过度依赖，这就需要形成一个新的治理格局。如果这些深层次的制度没有很好推进，光靠金融监管或者货币政策，还是很难解决问题。
胡颖廉：加强金融监管 多设路标 少设路障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胡颖廉：监管的本质是寻求一种均衡，企业有企业的利益，金融机构有金融机构的利益，居民有居民的利益，而且它们彼此间还可能相互冲突。监管就是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寻求动态均衡。单纯只强调加强监管，可能就会导致产业丧失活力，对整个经济不利。
曾刚：应对金融危机 需探寻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
国家金融与发展研究室副主任 曾刚：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未来金融危机从形成到应对，实际上都是全球化的过程。所以应对潜在的金融危机，还要探寻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一要让全球监管规则统一，避免监管套利空间;二是各国都要尽到各自的责任，共同呵护世界经济。一些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直接牵动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就不仅要考虑自己内部，还要考虑全球的责任和影响。
那么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于金融危机十年又有哪些回望和总结呢~
周小川把这十年来做的事情概括为四个方面：
1、采用经济复苏政策来克服经济危机的影响;
2、在危机过程中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筹集资源，防止危机蔓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央行也在参与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架构改革，参与影响全球金融规则;
3、通过这次危机，推出了宏观审慎的做法和政策框架。相比于微观审慎更聚焦在控制个体金融机构的风险，以保护投资者利益，宏观审慎更强调要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的稳定;
4、加强监管，尤其是对“大而不能倒”机构的监管，比如，先后明确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然后针对它们设计风险方案。
但是周小川也承认，同2008年应对危机时提出的想法和政策相比，实际做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个原因是有些政策机制存在争议，另一个原因是有些想要出台的政策和机制和经济复苏有一定的冲突。
周小川点出了五点他认为还需要做的事情。这些事，会对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改进和防范下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有重要作用。“如果不做的话，真是没有把握说下一轮危机会不会再来。”
1、“本次金融危机里，金融体系中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或者说正反馈机制，容易使系统大起大落。”
尽管在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中，引入了负反馈机制，以减少顺周期性。但周小川认为，其实做得并不是太彻底，“经济体系中仍然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正反馈特征，这个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所谓的顺周期特征，最典型的比如投资者的买涨不买跌。当经济处于上升期时，大家预期收入、房价等都会上涨，因此也就更加愿意去消费和投资，比如购买房产，从而进一步推进资产价格比如房子价格的上涨。再比如，公司在经济上升期更愿意借钱投资，银行也愿意放贷，但是在下行期，最需要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时，反而双方都很谨慎。
2、周小川认为，大而不能倒问题，“大家都试图解决但没有解决”。所谓“大而不能倒”，指的是一些金融机构，由于规模过于庞大，一旦出现风险，会影响到非常多的投资者和其他金融机构，并且进而会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整个国家乃至更大地区的经济情况。
3、仍然有些衍生品发展过度。“这些产品可能过多地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些巨大的风险。”
周小川说：“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口号在世界上并不是喊得很响，中国2008年底提出这个问题，到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写入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用这个观点来考察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就全球来说，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充分，以至最近又出现了一些纯粹炒作性的、数字类、加密类的一些产品，跟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关系，但仍旧可以继续炒热。”
4、这一轮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但未能得到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出现危机，新兴市场很容易受到不利的冲击。周小川认为，这可能是由资本流动造成的。因为全球储备货币是美元，一旦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发生危机，资本流动发生异常，会让那些本来无关的新兴经济体受到冲击。
5、全球金融危机和国民储蓄率之间的联系。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曾经提出，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储蓄过剩，结果大量资本流入美国，支持了美国人过度消费，导致美国人储蓄率偏低。周小川说，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争议，都是值得深思的。
但是，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危机过去已经十年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各个国家公共财政赤字、公共财政余额占GDP的比重，数字都不太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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